价值创造活动驱动经济良性增长，为了创造更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需要对价值的本质和起源进行严肃认真地讨论，系统思考金融、经济金融化、创新及政府在助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价值，在争论中被不断重新定义

马祖卡托所指的“价值创造”，包括不同类型的资源（比如人力、物质和无形资源）形成并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价值攫取”则是指致力于转移现有资源和产出，并从随后的交易中获得异乎寻常的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价值是有关经济、生产和所得收入分配的争论核心，人们对价值实际存在于何处有分歧，但将这些分歧置于其所处时代，则是合理且有益的。

在14世纪的西方重商主义者看来，积累贵金属是通往国家权力和繁荣的路径。他们支持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积极的贸易平衡来刺激金银流入，同时防止其流出。其代表之一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孟曾公开表示：“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在价值上必须多于我们消费他们的货物。”而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土地才是所有价值的来源。他们认为，种子能种出粮食，幼苗能长成大树，地里能挖出矿石，房屋、船只和机器也都是在大地上建造的。相比之下，人类无法创造价值，只是将大自然的恩惠带入社会。

价值理论，朝着科学发展方向进发，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平台。到了19世纪，经济学家喜欢用钻石与水的悖论来说明稀缺对价值的重要性。为什么水很便宜，即使它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为什么钻石很贵，即使人类没有钻石也一样存活？他们由此认为：稀缺价值理论是从钻石到水，再到工人工资等一切事物价格变化的根本原因。此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用稀缺性概念来定义经济学研究，将其描述为“在稀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研究”，这一定义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对于价值，马祖卡托有着自己的见解，她提出，产生收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视为价值的全部。更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是，人们正在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有用，是否会增加或降低生产系统的弹性？比如，一家效益良好的工厂具有很强的经济价值，但如果它给当地带来了严重污染，破坏了周边环境，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为没有存在的价值。

创新，不能成为谋取暴利的手段

马祖卡托从积累性、不确定性、集体性三个方面，着重谈论了应如何引导创新？创新是一个集体酝酿的过程，需要较长的孕育期，一个看似惊人的发现实际上是研究人员几十年辛勤工作的结果。而当漫长曲折的创新之旅，被转化为资本，通过这一充满魔力的时刻，风险投资家、其他投资者、创始人和早期员工都能够获得非凡回报。马祖卡托认为，若没有创新，经济增长将难以想象。但是，创新必须得到适当的管理，以确保产品及其生产方式能够创造更大价值，而不是成为既得利益阶层谋取暴利的手段。

书中指出，一些西方企业并不像它们传达的那样热衷创新，因为从一个想法的概念化到实现再到商业化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且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无所畏惧、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形象相反，企业往往并不想承担这种风险。事实上，有很多创新成果，是在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机构资助下取得的。例如，苹果手机依赖于公共资助的智能手机技术，而互联网和SIRI（苹果智能语音助手）则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研发；GPS系统由美国海军资助；触摸屏技术由中情局资助。

微软前CEO比尔·盖茨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会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曾写过一篇关于他们公司从公共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文章。他们谈及了互联网和HTML代码，这一代码由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编写，他们还提到谷歌的算法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

此外，相对于冒险精神，创新的目的性也尤为重要。因为创新恰如一把锤子，它既可以作为劳动工具，也可以作为伤人凶器。马祖卡托在书中以药品为例，讲述了专利是如何导致了定价垄断的。“就现代专利制度而言，也许没有哪个领域比药品定价更为恶劣。这是价值概念被滥用的一个生动教训。”面对公众对高昂药价的质疑，制药公司为自己辩护：要支付开发新药的研发成本、补偿研究和临床试验相关的风险，药物定价偏高是必要的。但研究表明，与生产利润相比，制药公司的基础研究支出非常少，远远低于其在营销方面的支出。马祖卡托不由感慨：只有揭穿药物价值论的真相，我们才能找到一种持久的解决方法，从而让百姓真正买得起药。

马祖卡托还提到，专利“交易”的失衡，不仅难以助力创新型经济，甚至起到反面作用。美国《贝耶—多尔法案》的颁布，让大学和政府研究实验室能够对公共资助研究的成果持有专利，目的是加强大学与产业的互动。然而，大学所持有的专利获得独家许可却阻碍了后续创新，因为企业现在必须在进入市场之前通过协商并支付许可费才能获得以前在出版物中就可获得的信息。这种做法没有鼓励技术转让，反而导致了技术推广的延迟。技术驱动的增长，依靠的是集体创造，成就却归于少数人。马祖卡托建议，政策制定应从正确理解创新过程开始。创新必须得到适当的管理，不能忘记新创造的价值在不同创造者之间的分配，以确保产品及其生产方式能够创造价值，而不是价值占用的噱头。

金融化，实体经济发展的“双刃剑”

过往数十年，金融业以非凡的速度发展，俨然成为了庞然大物。而这种发展趋势并不局限于金融业，还渗透到了更为广泛的经济领域，比如制造业。马祖卡托指出，在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的金融化，是当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踏上金融化道路，会让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但一些由此而引发的风险也值得深思。

书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例：进入21世纪，福特美国分公司通过运营汽车贷款而非出售汽车赚取了更多的钱。通过开创个人合约计划，福特加快了汽车产业从实体产品向金融产品的转变。福特允许购车者每月分期付款，且在两三年后更换新车型而不用付清余款。该计划将汽车销售捆绑到证券化市场并转售到金融市场，凭借这一优点，很快就被大多数汽车制造商所采用，汽车销售达到创纪录水平。但令人困惑和惊恐的是，假如这些签约购车者后续因资金短缺而不得不走出车门、交回钥匙时，整个汽车行业将会发生什么？

“少数幸运者的暴富，加剧了西方世界的社会分裂和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在金融化老家的美国。”马祖卡托认为，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短期利润最大化、人力资本和研发边缘化的目标相反，利益相关团体的价值观不仅仅把人作为一种单纯的输入，还把他们视作需要培养的重要贡献者。文化的形成，对任何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以大众“柴油门”丑闻为例，其对生命健康有害的设计缺陷，与其说是高层见利忘义的结果，不如说是给下属施加压力来提高财务业绩的后果。这是在长期熏陶中滋生出的一种充满竞争力和恐惧的文化，进而驱使一些工程师铤而走险，消减成本，而另一些知情的员工则对此漠然视之。由此可知，除非企业价值观与公共价值观保持一致，否则等待疯狂奋斗的，只能是一败涂地。

股票回购是将资金从公司转移到股东的一种方式。书中说，某些企业管理者选择将大部分利润用于股票回购，以此推高股票价格和高管薪酬，而非用于拓展业务，让人们看到了短期主义是如何扭曲金融，使其更加投机化的。马祖卡托认为，为了在经济体系中维持资本的流动，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导致过度金融化的原因扎根于过去几十年发展而来的价值萃取系统中，要根治问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回顾源头，则是重新定义价值的关键。马祖卡托通过梳理数百年间经济学界对价值的相关探究，以及现代经济中多样的产业故事，由价值理论出发，重新思考了金融、经济金融化、创新及政府在助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得出一个正确的价值理论，它旨在将价值理论带回人们的视线，使之成为一个可供争论的话题。因为，创造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需要我们对价值的本质和起源进行严肃而认真地讨论。

来源：《现代国企研究》